闵志慧，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资本运作。

　　原文引用：闵志慧,肖瑞珂.我国ESG信息披露现状及改进[J].财务管理研究,2024(02):109-114.

　　ESG的含义是环境（Environment）、社会（Social）、治理（Governance）三个单词的首字母缩写。它从环境、社会、治理3个维度对企业经营的可持续性和对社会的影响进行评价，也是可持续发展观念在资本市场和企业层面的影射。

　　我国直到2006才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提出上市公司也需要参与到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方面的工作中来，标志着该指引在此方面的内容首次亮相，标志着我国ESG概念逐渐受到认同和重视。尽管ESG在我国的发展起步较晚，但背靠我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体量，以及“碳达峰”“碳中和”等目标和有关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推出，中国在推行ESG方面备受世界各国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截至2023年6月17日，2022年A股上市企业名单共有5208家，其中1758家企业已经披露了ESG相关报告，披露的比例约为33.76%，较2021年的披露比例29.98%上升约4个百分点。其中，银行、非银金融和钢铁3个行业的披露率最高，分别为100%、83.91%和68.09%。这是因为央行和银保监相继发布了指导意见，例如《银行业保险业绿色金融指引》和《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以引导金融机构制定健全的ESG信息披露制度，以促进我国ESG治理水平的进一步提升。相比之下，机械、计算机和电子行业成为披露率最低的3个行业，分别为19.9%、22.9%和24.8%。由于机械等行业属于资源密集型产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涉及较高的资源消耗和碳排放，在“双碳”目标下，对于ESG信息披露的自主意愿并不强烈，导致披露率较低。

　　数据表明，规模越大、市值越高的企业ESG报告披露率越高。2022年，市值在千亿元以上的上市公司中，有近97.7%的公司进行了ESG信息披露，而这些企业近4年披露率超过90%。市值小于50亿元的公司中，进行了ESG信息披露的仅占22.1%，过去5年披露率仅为18.2%。

　　其背后的原因是，规模越大、市值越高的企业更加重视企业自身对社会的责任和对企业声誉、形象的建设和维护。大型企业通常不仅仅在日常的商业活动中努力经营，而且会投入人力、财力和物力，打造企业的良好形象，向消费者和资本市场传达品牌价值观和积极信息，以增加企业价值，吸引更优质的投资者。因此大型企业ESG报告披露率较高。小型企业由于在获取ESG信息过程中所耗费的成本占其自身规模的比重较大，受到的成本约束也较大。因此ESG信息披露的重要性远不及企业维持存续和获取利润，因此披露率一直较低。

　　根据企业股权有是否含有政府投资或企业控制权中是否有政府参与，可以将企业划分为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两大类。在上市公司ESG报告披露中，国企进行披露的比率远高于非国企，且这一差距在不断扩大。2022年国企ESG报告披露率为59.7%，较2021年增加9.7%，非国企ESG报告披露率为24.9%，较2021年增加3.8%。

　　造成这一现状的重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国企承担着重要的ESG责任，面临“双碳”目标下国内外监管压力，国企需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契约精神；另一方面，国务院国资委对国企加强和推进监管。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该指导意见要求国有企业积极担当并切实承担社会责任。2022年，国务院资委成立了社会责任办公室，旨在全面推进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工作。同年5月，国务院国资委发布了一份名为《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的文件，这份文件提出了增加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披露ESG报告的数量，力争到2023年实现相关ESG报告披露达到“全覆盖”的目标。

　　由于我国采用的是自愿披露模式，仅有较少内容受到政府强制性披露的要求，导致企业因为成本效益原则、投资者倾向、声誉影响等因素，秉承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选择不发表ESG报告。毕马威统计显示，2011年至今，G250（位于全球财富500强内前250名企业）企业ESG报告披露率为93%~96%。其中，尚未发布ESG报告的企业均在中国。据统计数据表明，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发表ESG报告的比例占全体A股上市公司的33.76%，虽然较之上年有所提升，但依旧落后于港股的51.2%和N100（各样本国家中最大的100家企业）的79%，上升空间依然巨大。

　　因为我国并没有相关的信息披露强制性文件，导致企业在选择披露哪些信息时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从信息披露的质量上来看，我国上市公司在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方面存在积极性不足的问题，同时披露的内容也存在较大差异，相关信息难以转化成可以为投资者受用的社会责任信息。大多数选择披露的上市公司对ESG信息的披露以定性为主，明确的计量标准来进行量化，同时对不利指标的披露相对不足。

　　据青悦ESG信息透明度指数指出，截至2021年上半年，高达471家上市公司被曝光存在排放超标的问题，然而，仅有4家上市公司在其年报中无保留地透露了相关信息。其他公司“只报喜不报忧”，只披露对自身有利的消息，对不利消息则选择“掩耳盗铃”，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于ESG信息披露领域，导致其客观性不足，其真实性存在争议，信息难以取信于人。

　　尽管我国陆续颁布了一系列与ESG信息披露相关的政策文件，例如《上市公司治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等。但大多政策文件还在试行或征求意见稿的环节中，并只对环境、社会、公司治理其中某一方面提出限制，缺少相关的内容规范和披露指引，从全局层面对企业ESG信息披露进行统筹。缺乏相应的指标体系和限制条件，导致企业在进行ESG信息披露时，往往会倾向于采用对自身企业有利的评价体系，这导致了不同企业ESG信息之间的比较难以进行。在定量上缺乏指导标准，相关投资者和公众难以仅凭文字描述对企业披露的ESG信息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