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的调查记者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能够推动一些重要问题的解决。但是，柴静之后，调查记者的声音越来越弱，知名调查记者难产。

　　从12月初《中国的“看门狗”都去哪儿了》一文诞生，到最近张志安《调查记者寒冬已至？仅存的175位从业者说出行业真相》的文章出现，让传媒行业再次聚焦记者的生存问题，而调查记者是记者队伍中最为特殊的一群人。笔者曾经差点因一念之差，步入调查记者行列，虽然最后放弃，却结识了几个真正成为调查记者的人，对调查记者有了一定的认识。

　　调查记者并没有普通记者那样风光，最常干的一件事就是“卧底”。他们往往要一人兼施多重身份，为了调查清楚真相，学会看什么人说什么话，有时候为了拿到第一手的实地采访素材，还要隐瞒身份，对拍摄设备进行处理。而在一些灾害现场、犯罪窝点，他们还时刻面临生命危险。

　　调查记者与普通记者的共同之处就是工作的机动性，一有新闻发生就要立刻赶往现场。订不上火车、飞机等公共交通的票，不管多远也要驱车赶往事发现场，对于这样的岗位要求来说，不管是节假日还是恶劣天气，抢新闻都是不得不做的。

　　调查记者的采访周期基本是两三天以内，有可能48小时连轴转，一来一去采访完就要回编辑室做片子、审片子，追着新闻热度抢发第一手消息。调查记者基本实行了作品承包制，谁采访谁出片，有一个固定的劳务费，奖金直接与每期的收视率挂钩。

　　从工作强度来说，调查记者的工作强度绝对大于普通行业，属于重体力劳动者。“奔波”是记者的家常便饭，这是职业属性决定，而调查记者必须要比普通记者挖掘到更深的新闻源。普通新闻记者要跑量，调查记者要跑深度。“新闻民工”一般用来调侃记者、编辑等新闻业务从业者，而调查记者是最苦的。

　　从调查记者特殊的职业属性和现实的招聘待遇来看，调查记者的岗位已经失去了吸引力。曾经《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栏目一直是国内新闻界的翘楚，揭露了很多社会焦点矛盾背后的问题和真相，对整个舆论的引导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些栏目背后的从业者多少都有一腔新闻理想。

　　但是，理想终究抵不过现实。调查记者队伍的老化问题突出，新的年轻的调查记者又很难招聘，这类节目的产出量已经下滑，影响力大大削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整个媒体用人体制的不合理。调查记者既没有丰厚的待遇，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职业生涯上面临一定的转型困难。

　　从曾经的招聘待遇来看，某二线省级电视台的知名调查栏目开出的用工合同竟然是人事代理，而每月三期节目是最低工作量，开出的工资低于一线卫视办公室人员的薪酬，想应聘成功必须经过三个月以上的实习期考察，而且没有实习工资。

　　像这样艰苦的岗位，不想办法高薪留人，给予最优的用工合同，确实觉得不受重视。当年该电视台在收视率滑坡的情况下，仅靠一档调查栏目一枝独秀，取得同时段收视率第一，于是把周播改成了日播，需要调查记者及时补充团队，但是一波又一波的考试、面试过去，最后前去就职的人很少。

　　随着媒体大环境的改变，传统媒体人员流失潮一波又一波涌起，先是综艺节目制作者、高级管理人员这些容易寻求高薪、谋求发展的岗位，接着这波热浪也波及到了传统媒体最为根深的新闻部门。张泉灵、郎永淳、罗振宇严格来说都是曾经的新闻人，他们的离去，是与传统新闻行业的彻底终结，转型到了投资、互联网知识付费等领域。

　　新闻行业的知名人物大多是因为走到了主持人的身份而取得一些名气，而调查记者的岗位确实也能成就一些人，柴静就是最典型的标杆。知名的调查记者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能够推动一些重要问题的解决。但是，柴静之后，调查记者的声音越来越弱，知名调查记者难产。

　　新闻部门绝对是媒体最累的核心业务部门，人都是追着接连不断的新闻在转，时刻都要抢在前面，既要做好将要发生的事件的议程设置，还要应对突如其来的事件。更多不具备名人光环的普通记者们，尤其是调查记者们，他们的辛苦并没有换来自身的影响力，年纪大了又受不了高强度工作，只能退居二线。

　　退居二线的前提是有没有进入管理梯队，如果没有那么很可能面临收入下滑，再难被重用。就算如此，不求赚辛苦钱的记者们也不一定能够谋得一份等待退休的闲职。当前，传统媒体人员冗余，职能部门人员也十分庞大，从业务部门想进职能部门坐办公室的人很多。

　　当然，也有一些知名调查记者凭借自身报道的影响力，在转型道路上迈出了更大的步伐，创业开办公司、创立自媒体、投身公益项目、进入高校任教，他们在摸爬滚打之后练就了过硬的生存能力。转型有时候是主动的，更多的不知名调查记者是被动的选择，也有一些在辞职后没有谋得出路，赋闲在家。

　　在当前自媒体不断丰富新闻信息源、互联网提速新闻传播效率的大背景下，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仍然拥有自己的阵地，仍然是全网新闻传播最有公信力的出口。作为新闻生产的主要力量，传统媒体必须重视新闻记者队伍的建设，保住核心业务部门的实力。但是，对记者生存环境的调研已经不只一次了，还是有一些现实问题没有彻底解决。

　　央视新闻频道并非是效益最好的频道，给予的岗位数量有限，但是因为对记者的需求很大，仍然有部分人员是外聘。有的单位记者的差旅费虽然报销，但劳务费提现需要自己找发票的情况也一直存在，这些更多存在于非正式录用的外聘人员当中，他们的工资发放与正式员工并非统一渠道，有些是靠部门解决。

　　全面提升新闻记者的从业待遇，是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体制僵化的用人规则不应成为新闻人才进出的障碍，因为人员庞大就牺牲对紧缺人才的正规待遇，显然是不合理的。吃苦受累的是这群人，当了几年的实习生或者外聘人员，迟迟不予以转正，这是将人逼到了墙角，伤心的逃离是肯定的了。

　　传统媒体应保持好新闻记者的进出流动性，让适当的大龄人员、劳损人员流出，再保持从业者梯队的及时补充。新闻记者的进入标准一直以来十分严格，过硬的从业素质考核、必要的年度培训都要及时跟进，保持记者队伍的优质。

　　同时，面向所有记者都应提供正规的合同、统一的待遇、人身保险。此外，要配备首席记者、资深记者、高级记者的晋升通道，配以合理的待遇，这也是对整个队伍的激励。

　　简光洲，原东方早报记者，“三鹿奶粉”的首位报道者。2012年2月，在做了十年记者后离职。谈及离职原因，主要是因为在报社的一些矛盾，发微博说“好吧，新闻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引起热议。后加入媒体同行创业的公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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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建军，原成都商报记者，曾揭露太原公安局长之子殴打交警事件，目前待业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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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香红，原南方周末知名记者，自述其成名后仍然住地下室，现已退居二线，成为南方都市报首席研究员，还受聘于中山大学担任写作基础课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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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朗朗，原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曾经的“国美内斗”新闻披露者，2017年4月已入职腾讯任电商公关总监，离职原因自称是职业“触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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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飞，原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知名调查记者，2011年后不再采访和写稿，全力投身公益事业，公认的记者转型公益事业第一人，因其“微博打拐”和“免费午餐”的报道产生过巨大影响，获得了中央政府的支持。开展的公益项目包括免费午餐、大病医保、女童保护、中国水安全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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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春龙，原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曾因向山西省长举报娄烦矿难并获得批示而引起公众关注，现已成为“老兵回家”公益活动的发起人、策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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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何娟、李珉，两个知名的女性调查记者，都选择了组建创业团队，建立一种更新奇的被称为TMT的新媒体类型。赵何娟创办了钛媒体，李珉创办了虎嗅网，两家都是当前新媒体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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